[] [图文杂烩] 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间谍

-->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战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那就是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谜题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在这方面，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唐的秘书。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向日本派遣自己的特工人员呢?近来笔者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来自政府报告的线索
　　首先让笔者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一份日本政府的报告。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号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中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ピイ事件の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我特别的兴趣。
　　于是我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时，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第301期《周报》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同时，我还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根据这一逻辑，笔者开始了一次费时费力的查找。其间，尽管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但关于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原来，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时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的我，某次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有关“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有一篇专文，谈到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身份特殊的刊物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就有大量图文杂志，大多印刷精美属于贵族刊物。但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所以该刊物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所以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中国特工人员在日本的行动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该文这样记载：“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左下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特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未能实施的袭击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笔者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三千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监控，而且由于日本人普遍警惕性较高，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只能自力更生。这恐怕也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部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的成员，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XX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导中，引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谜一样的组织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在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也曾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重要设施，其如李如鹏等部分领导人，确实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戌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以及其它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因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从“廖文毅案”中可看出些端倪。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协助者，都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首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轻易不肯弄险。因此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而军统内部人员也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就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意外的名字
　　这时，一个意外的名字偶然地进人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到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抗日团体的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
　　伊作衡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贾桂林，平生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但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今年秋天，笔者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遣照和对他事迹的介绍。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以及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衡。
　　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做出的牺牲。
　　在对中国特工在日本活动情况的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接到了贾桂林亲属的来信，并得知，贾桂林是由于中统在哈尔滨活动的地下人员刘某(也是留日学生出身)叛变出卖而在1942年初被捕的，在重刑之下始终坚强不屈，1943年壮烈牺牲于长春躲狱，竟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张照片。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