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聊灌水] 明朝时西班牙险些成为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

--> 大航海既给工业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工业革命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大航海开创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改变了东、西两个半球被海水分割开来的格局，也改变了原来大陆各区域在封闭状态下踽踽独行的局面。大航海引发的商业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把地球上分散的地区经济联系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入了优胜劣汰的世界性竞争，或弱肉强食的世界性战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无法逃避。
毫无疑问，中国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成长，也已经开始孕育孵化纵横海内外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商者只要在官府挂个号，照章纳税，便可以自由出海，一度使私人海外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还因此带动了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到南宋时候，市舶收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有效弥补了农业税收的不足。宋高宗因此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主人公便是一位“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海外经商者。这个名叫文若虚的读书人，见别人经商获利眼红心热，毅然放下书本去做生意。他起初很不走运，无论怎么折腾都是“赔本赚吆喝”，几近囊空如洗，郁闷得不行。有几位朋友生怕他愁坏了身子，趁驾船去海外做生意，劝其随船搭载外出散心。他临上船，见太湖洞庭山出产的橘子甚是便宜，随手掏出一把散碎银子买得几筐“洞庭红”，以备海途解饥渴。不想，到了海外一个国家视这橘子为稀罕物，一再抬高价钱也挡不住争先恐后拥过来的买主，让他连本带利赚回不知多少倍的银两。在回程中，他舍不得抛出赚来的银子趸货，只带回当地人弃置海边的一只空龟壳，又被来中国经商的波斯人点破，龟壳内有十数颗夜明珠乃无价之宝，让其一跃成了富商大贾。这故事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出海经商者的生活轨迹，也道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出海经商的热切心声。
只是在我们这块背负沉重积淀的黄土地上，海上商品经济的嫩芽太过脆弱。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纸禁海令，咔嚓掐灭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势头，在其阴影下的远洋航海也霎时消失了帆影。历史学家评价，欧洲在海上崛起的时候，亚洲却在沉睡。落下郑和远洋风帆之日，即是中国进入沉睡状态之时，原本独领风骚的造船技术，船尾舵、水密舱、多桅帆停滞不前，打造长44丈、宽18丈郑和宝船的奥秘也因之失传至今无法解密，更甭提自动航行的机器船取代风帆船的落伍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也从替航海指路倒退至看风水，选择宅基地和墓地。特别是中国人被禁锢了的近代思维，让知识阶层都钻进皓首穷经的死胡同，蜕变为空疏的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在世界大变革前有气无力，销蚀了穿透现实、指向未来的锋芒。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踏海而来，曾经给了中国人一次警醒。此人祖辈为意大利富有的药材商，身处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熟悉欧洲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他1577年参加耶稣会被派往远东传教，先在印度和越南布道，随后至中国继续传教，万历十年（1582年）抵达澳门。次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随后移居韶州，再由南昌而南京，辗转到达大明京师。他在中国一直行事低调，小心翼翼避免冒犯中国人目空一切的自尊，有意迎合各级官僚的自傲和虚荣心，博得了一些好感。而真正的拿手好戏，是端出欧洲的科技知识和产品，满足了与世隔绝的中国人的好奇心理。他在南昌拜见江西巡抚陆万垓，展示三棱镜、钟表和欧洲记数法，众官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个个惊奇得张开嘴巴合不拢。他来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耳目一新之物，还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让明神宗朱翊钧开了眼，龙颜大悦，敕居北京。
利玛窦在北京和南京的时候，还以自己的学术魅力，吸引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几乎所有精英分子的注意力。明代著名科普著作家徐光启，同他一起将欧洲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以及汉字“欧”，就由他们联手创造并沿用至今。按理说，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政坛高层，面对科学技术知识如此巨大的落差，应当有所触动。无奈远离世界海洋的滚滚浪涛，闭关锁国的狭窄视野，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自古传承下来的“中国中心论”，用“中华上邦”的高傲眼光俯视，所有这些皆“奇技淫巧”，不过聊博一笑，无法引动进一步的思考。利玛窦未能惊醒沉睡的中国，也未能惊醒沉睡的万历皇帝本人。
利玛窦以后，荷枪实弹的欧洲殖民者接二连三来到马可·波罗描绘的金色梦境里，而在农耕经济和封建制度古老驿道上徘徊不前的中国，此时已经让一些欧洲人觉得可以像对待美洲和非洲土著那样对待中国人了。1574年1月11日，有了解中国内情的西班牙人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中国人。”
1576年6月2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也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所需的费用也不多。”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政府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聚集马尼拉开会，专门讨论征服中国的方案。据说与会者草拟了一份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备忘录，由菲律宾总督和主教领衔，纠集51位显贵联名签署，上报西班牙国王。这份文件还特别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派出的兵力数量不能太少，否则会被中国人包围。同时又要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太过野蛮的侵略方式，切不可因滥杀而使中国人口减少，“人口消失意味着财富的消失”。在侵占中国后，仍应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因此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应当明白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敌人，而是去征服人心与获取财富，进入中国之后需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民众犯下太多罪行”……
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这次足以促使中国从沉睡中猛醒的“温和侵略”并没有发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赴中国之前，先进行了一场远征英国的战斗。1588年5月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英、西两军在靠近英国本土的海上展开激战。此时的“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艘，实力远在英军之上，只因海上情势变化莫测，加上西军傲慢轻敌和纪律涣散，整个舰队竟被打得七零八落。此后，荷兰又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国力不断上升，很快成为西班牙在亚洲强劲的竞争对手。荷兰殖民者斯佩伊贝格口吐狂言，要“派遣一支舰队和武装力量，直接到菲律宾，进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英、荷两国虎视眈眈，让西班牙自顾不暇，那个侵华计划被一再推延，直至流产。在后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长长一串黑名单中，西班牙也因此没有排到主角的位置上。
笔者在北京逛街，有次误打误撞到了利玛窦的墓地。据介绍，1900年这块墓地曾被义和团砸毁，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还立了一块蒙受羞辱的“道歉碑”。文革期间，利玛窦墓又作为“洋四旧”被横扫，墓碑也被埋到地下深处。1978年有中央领导人批准重修，随后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看来这座利玛窦墓是该保留，它给国人留下一段五味杂陈的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对往事的无穷回味。中国从寻找世界到被世界寻找，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历史反差——中国寻找世界带去了多赢互利的“丝绸之路”，欧洲寻找中国带来的是列强的野蛮侵略。事实说明，在那个世界由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寻找世界的兴趣，也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活力。我们这个积累了数千年文明的古国，此后竟被大西洋滚滚而来的波涛冲击得一塌糊涂，由此蒙受了一系列的国难和国耻。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对此没有深刻的反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