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文章雄百代

--> 汉代文章雄百代成都“诗婢家”，悬流沙河先生所书一联“两婢谐[size=10.5pt]诌诗，汉代文章雄百代；
[size=10.5pt]五经谨训注，郑家烛火亮千家。”，老实讲从没读过郑玄的文字，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相信自己不太可能有兴趣去读那些经注，所以对此联是有些腹诽的。[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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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对下联没有意见。新近送了一套史记给一个人到中年想起读点史书的朋友，数日之后朋友专门致电称谢，称该版本因为有白话译文非常适合他这种古文菜鸟，由此可见注释工作的重要。而在这一领域，东汉末年的郑玄是没有争议的大家，没有他的工作，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儒家典籍，大约都会像甲骨文一样让我们如对天书——尽管有了他的注释，那些典籍估计也会让绝大多数人如对天书，我可以肯定，我就是其中之一。[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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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上联头一句讲“诗婢家”的来历，后一句下了判词，分别看都没有任何不妥，放在一起，嘿嘿，恐怕不妙。郑玄之前约二百年，两封西汉人所写的书信，或者更能够捍卫汉代文章“雄百代”的地位，那就是李陵“答苏武书”和司马迁“报任安书”。[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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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其实我在此是有些踌躇的，“答苏武书”真伪向有两说，苏轼断了一个“六朝小儿假托之作”后，倾向于伪作的声音一直更响亮些，确实，苏轼是只可仰止不可挑战的，而除了这一封书信之外，我们也再找不到李陵其它的文字来证明，这个将门之后除了射箭之外还长于写作。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那确实出自李陵的手笔，原因只有一个，文字可以托伪，而椎心泣血的情感，能么？[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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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李陵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大好的前途的。祖父李广弱冠从军，与匈奴大小数十战，不得封侯，临老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和单于一战，指望着就此封妻荫子，不合大将军卫青想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朋友，飞将军调去当板凳队员迂回包抄，结果走错了路误了点儿，本来不过是撤职查办，最多交点罚款当平头老百姓的事，无奈蹭蹬一生的人想不开了，撂下一句“皓首白发，终不复对刀笔吏”，抹了脖子。叔父李敢，也是个强人，年轻时随李广出塞，碰上十倍于已之敌，敢带几十骑冲过去挑衅一圈，跑回来大不咧咧的说“匈奴易与”安了军心。后来当了个只有二百户食邑的小侯，就想替父报仇寻大将军卫青的晦气，卫青多少有点心虚，加之由于出身问题向来低调，忍了，可他有个其实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名义外甥霍去病，也是个楞头青，念着娘亲舅大，替卫青出头，找个机会就把李敢射杀了。有了这两个长辈的际遇，加上李陵还是个遗腹子，父亲李当户早夭，在汉武刘彻那里其实是得了不少同情分的，祖传的射术据说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运气好点也是“万户侯何足道哉”啊。[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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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可惜他们这一家子就是没有运气，不仅没运气，简直就是倒霉之极，而且一霉就霉倒三代人，而李陵成了这根苦瓜藤藤上的最后一根苦瓜，还附带着让司马迁吃了一个史上最莫名堂的挂落，居然被宫了。[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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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翻了这么多老李家的革命家史，主要的原因是“答苏武书”和“报任安书”都和李陵降匈奴有那么点关系，言归正传，先来看看先问世的“报任安书”吧。[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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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一直以为任安这个人其实很搞笑，出了事儿想找个人说项，你也找个能说话的啊，你找人司马迁来尽“推贤荐士之义”捞你出来，也不想想人家那一刀是怎么挨的，而你自个儿的罪可是够腰斩的啊。所以透过两千一百年的时间，我们似乎仍可见到太史公收到任安来信时的无奈，甚至愤怒，所以尽管太史公对任安是颇为认同，且在“大将军骠骑列传”中对任安忠于大将卫青未跳槽至如日中天的霍去病处一事予以了充分的表扬，仍感此信难以回复，直到刑期已近，终于写就“报任安书”，没写几句就以“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断了任安的念想，接下来都是述说自已的不幸，以及忍辱苟存的目的，“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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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让我们去揣度任安阅此信后以什么样的心情走上刑场，如果是我，我会发扬嬉皮精神安慰自己：“至少还有一人比我惨”。[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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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想想，给领导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假设，而一时间这种假设和可能没有成为事实，于是从中层干部降为清洁工，且专门打扫女厕所，这事儿搁谁身上受得了？对了，你还不能辞职。相比之下，任安的遭遇好比公司副总拉你入伙向集团董事会告发现任老总，你按兵不动，两头观望，事没成，老总还是老总，于是乎直接把你开了。后一种情况走就走，前一种情况下谁敢说自己没牢骚我一定要骂他装孙子装出快感了。[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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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而司马迁的牢骚发得实在是高，技术上几入化境，感人至深，以至于我听见有人发低水平的牢骚时就忍不住要推荐去读“报任安书”。但百密一疏，还是有一句过了，被事实证明错了。[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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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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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二十年一代人，现在刚好“累百世”了，“垢弥甚耳”？没有！太史公的宫刑，只不过为七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更增了一抹传奇，让著史者师，让读史者叹。[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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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报任安书”成五年，如椽史笔停止了书写，又约五年，“答苏武书”成——假设真是李陵所写。[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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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当时李陵降了匈奴已经快二十年了吧，苏武已放完了羊回到了长安，写了一信劝李陵也重回中原。在附马的帐篷里，二十年大漠的风草原的雨风干了冲淡了的记忆，被这一封信再次唤醒，血淋淋地让已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李陵迸发出一股力量，去审视命运加于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的那些悲怆，提起笔来，力透纸背，或者说力透羊皮——那时的匈奴该是以羊皮来书写的。于是，“答苏武书”成，那是刺心之血而写的啊。他的妻子，单于的女儿，早已习惯了自己的丈夫眉上心头纠结着的苦痛，早些年还向父亲抱怨您说给我的丈夫是一个勇武的男人啊，而此时已懂得只是默默地再向杯子里斟上一些奶酒。[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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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李陵终归是个武人，少了曲陈转合，多了直抒胸臆。司马迁过了许久才回任安的信，也许就是要稍稍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文章千古事，文责自负，这些文人的讲究让“报任安书”多少试图对愤怒作一些遮掩。而李陵不管这些，他习惯了使用弓箭的手拿起笔来仍是大开大合，除了叙述往事的部份，后几节的末尾竟几乎都是让人气为之结的问句，那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句。[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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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size=10.5pt]

[size=10.5pt]“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size=10.5pt]

[size=10.5pt]“[size=10.5pt]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size=10.5pt]

[size=10.5pt]“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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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虽然“答苏武书”最后有李陵的客气话“时因北风，复惠德音！”，但没有记载此后苏武还有信来，我想以上几问，给出了，苏武还能再说什么呢？[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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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李陵在这封信里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并且做到了，他终于没有回长安，在写完这封信约五年后消失在北风之中，要过很多年，他的名字才会因为另一个人成为汉人关注的焦点。[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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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大约过了一千零五十年，雁门关外，杨业，杨老令公，杨家将的缔造者，在李陵碑前遇到了和李陵同样的问题，前车之鉴使他做了一个简单得多的选择。金盔取下了，白发苍苍的头颅很配合英雄的迟暮，杨业可能曾考虑过自刎，但最终放弃了，这一传统的非常适合其身份的解决方案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于是，被后世传唱了一千年的一幕出现了：头撞李陵碑。[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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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白发和鲜血形成的强烈色差，是对李陵的提问，穿过一千余年，穿过坚硬的碑，厚重的土，他的这一发问，李陵也为之气结，李陵也不能回答。[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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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又过了一千余年，我一时兴起重读“报任安书”和“答苏武书”，又一时兴起写了以上这些不知为何而写的文字，然后抚着被医生诊断为“脂肪肝”的右腹，轻声问自己：能饮一杯无？[size=10.5pt]